编者按：年，澎湃新闻记者许海峰在拍摄北外滩旧改动迁的过程中，走进了那些人去楼空的旧屋，一些被原住户遗弃的物品吸引了他的注意。它们大多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曾几何时，也是某一时期的潮流或是稀罕物。澎湃新闻记者通过采访，拾遗了北外滩及附近居民与这些“老物件”之间的故事。

视频2:18秒。拾遗老物件，一代上海人的生活记忆(02:18)“第一次是在虹口区峨嵋路闵行路附近。”许海峰说，“后来，我看到有趣的东西，就会随身带走，放在摄影包里，有时候甚至两只手拎着马夹袋，真可谓满载而归。”前前后后，他一共收集了几千件物品，然后，许海峰用一种静物摄影的方式为其造像。这些照片好像静静诉说着生活在这片地区的人们的过往。

因城市更新，大量空置房的短暂出现，使得摄影有一次进入城市“内部”的可能性。同时，人去楼空，导致空房间中的被弃物，或者主人遗忘带走的物品，成为摄影可以观照的新的拍摄对象。许海峰认为，“这些因城市更新而出现的短暂空房间状态中的物，它们的出现，自是一座城市发展的证据，它们的再现，使得我们有机会再次审视和检阅‘物’自己和它主人的命运。作品试图以摄影的方式建立起对现实境遇的一次申述，和对美好的一次唤醒，通过一间间从物理上被空置出来的房间和其中的物，以此审视这些或主动或被迫走向消融的房间和房间中的被弃物，来揭示生活的另一面，城市的另一面。”

由此，摄影展开了一段附着在这些弃物上的故事。

海鸥牌照相机许海峰摄影吕先生，原住北外滩昆明路一带，70届初中毕业后由于那个时期的特殊政策，他跟随父亲赴湖北参加“支内”建设，后来回到上海，随儿女迁至浦东居住。“我年轻的时候有两大爱好，摄影和集邮。刚开始我爱拍风景，尤其是去了湖北工作以后，带着相机出去拍摄让我平淡的生活有了很多乐趣和期盼。后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们每逢节假日都会带着相机外出旅游，走过了张家界、西安、山西、成都等很多地方，那时候就从拍风景变成了拍孩子，拍爱人，拍家庭。我们留下了很多‘游客照’，记录着孩子成长的轨迹，也记录着我们整个家庭的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七八十年代是没有数码相机的，我们都用胶片机。有时候因为胶卷质量不好拍出来的很多照片都是废片，而且当时冲洗胶卷的价格也不便宜（一角钱一张），所以当时的照片对我而言都十分珍贵。这些照片我都做成了相册保存，存在现在的住处。

“我集邮的爱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舅舅的影响，七十年代我赴湖北工作后很难有机会回到上海，十分思乡，我在上海的舅舅就会寄一些上海的邮票和小型张给我。后来我与家人旅游时便开始集各地的风景名胜，也就是把景点通过邮票来记录，我这本风景名胜的邮票在邮展还得了二等奖，我因此得到了一本长江三峡的纪念册作为奖品，感觉对我而言很有意义。

因此，相册和集邮册这两样东西对我而言是十分珍贵的，我后来数次搬家但一直保存在身边。如今我年事已高，希望等我去世后我的儿女们也能替我好好保存这些相册和集邮册。”

蝴蝶牌缝纫机许海峰摄影张女士，华师大附中67届高中毕业，那个时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至崇明参加劳动，年恢复高考后考取大学，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至今，现已退休。“我家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是家里非常重要的‘老物件’。因为过去每家人都要自己缝缝补补、做衣服，所以缝纫机在过去的上海是家家户户的大件，但当时缝纫机这种‘贵重物品’是要凭票购买的，并非所有人都买得到，我家也不例外。在我快结婚的时候，我的娘家人一起帮我动脑筋、找关系，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蜜蜂牌缝纫机的票，当时用这台缝纫机边做被子、做柜子的套子，边想着要嫁人了，这种心情现在想想非常幸福。后来搬家也不舍得丢掉这台缝纫机，就放在房间里。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当写字台，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场老年乒乓球比赛，还用它修改了我的球衣，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还能派上用场。”

老式电话机许海峰摄影

老式天线手机许海峰摄影

黑胶唱片许海峰摄影陈先生，曾居住在天潼路弄慎余里，对苏州河和北外滩一带非常熟悉。对他而言记忆深刻的旧物有三件：老式电话机、天线手机和唱片。“电话座机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刚开始普及，那时我和爱人刚结婚一两年，想要申请座机电话号码，但当时这是非常难的事。我记得我到浦东八佰伴去排队领电话号码，那里人山人海。而且一个号码非常贵，大概元左右，当时工资才一个月块，这相当于半年的工资。而且号码也是随机的，不喜欢不能换，不要就作废了。但有了座机后完全不能想象以前无法通讯的日子，非常兴奋和稀奇。手机就是千禧年后的产物了。女儿三岁的时候，我推着婴儿车，她捧着我的摩托罗拉手机啃上面的那根天线，啃得坑坑洼洼，后来干脆洗干净了让她随便啃，那个时候教她背我的手机号，3位4位4位这样有节奏地背。后来这台手机被人偷了，再后来家里的座机也停机取消了。

“照片里的这张唱片让我想起了一个地方，吴淞路40号。这里曾是九龙爱乐者唱片音乐中心，在九十年代末堪称上海古典音乐发烧友的乐园，专门卖进口的正版古典乐唱片。那时这样的唱片店少之又少，除了‘中图’，没几个地方能买到进口唱片。‘九龙’的店员很‘懂经’，有品位，会帮助顾客解释唱片背面的外文说明，也会给顾客推荐音乐作品。我在吴淞路九龙爱乐买的第一张唱片是小提琴家海菲兹演奏的曲目合集，二十年过去了，当初我用圆珠笔写的便签依旧放在唱片盒里。这张标价72，可能还打了个折，在千禧年左右，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但一张唱片七八十我倒很舍得买。可以说，九龙爱乐是我‘入坑’古典乐的契机和启蒙。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我的生活中一直有古典音乐作伴，收藏的唱片也越来越多，从几张到几十张、一柜子，还有很多黑胶密纹唱片。后来吴淞路上的这家店关了，九龙爱乐的时代也过去了，但在上海古典乐迷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这块地方。”

蒲扇许海峰摄影林先生，祖籍福建，于年搬入提篮桥地区，至今已在此生活了近40年。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与蒲扇的故事。“以前很少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我们就用蒲扇纳凉。老百姓晚上在马路上摇着蒲扇乘风凉，吹牛皮、嘎山胡。我祖籍是福建的，父亲是国际海员，来上海定居后举目无亲，我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管我们也管得比较紧，所以我们也很少能出来到马路上乘风凉聊天，偶尔有几次和同学一起乘风凉，感到很惬意。有时候摇着蒲扇看着天，那时天上星星真多啊，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航海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看到了同一片星空，海风吹着是不是要比蒲扇扇出来的风舒服、凉快多了。但我小时候不知道，海员是很辛苦、也很危险的工作。当时只是很想他，希望能够团聚。后来我长大了，也没有像别的小孩一样，想继承爸爸的职业什么的，只觉得海员实在是和家人聚少离多的职业。”

樟木箱许海峰摄影朱成德，祖籍苏州，小学三年级时跟随从事贸易工作的父亲来到上海，此后的几十年一直居住于惠民路弄至旧改搬迁。朱先生与妻子给我们讲述了自己与樟木箱的故事。朱先生妻子：“这樟木箱让我想到了我的嫁妆。当时我就带了两只樟木箱嫁到了他们家。箱子的木材是江西出的，永远不会发霉，东西放在里面，有股樟木的香味。东西我现在还保留着，我们从惠民路弄搬到弄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留下来。”

朱先生：“说起我们结婚的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喜欢种花，就学了一点种花的技术，在家里种了很多花。我们的父母互相认识，她父亲也喜欢花，有一次她爸爸到我家来，看到我种的这些花就觉得很漂亮，于是互相介绍我和我妻子认识。年，我们在惠民路弄6号结婚，婚宴办在北京饭店二楼，不知不觉间就这样相伴了四十余年。”

结婚照许海峰摄影张女士，家住北外滩东长治路弄，讲述了她结婚照的故事。“年11月，我跟先生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了结婚照，不是合影，一人一张。当时我也没穿婚纱，带个头纱就拍了。我和先生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感情很好，他参军后当兵5年，我在崇明农场8年，我们异地恋了10年，都是书信联系。他从部队回来上海之后等了我3年，我们就结婚了。这两张结婚照我到现在还保存着，我先生他有点抠，但非常能干，原来家里装修房子，工程队遇到疑难的问题都要来问他，而且他每年都会给我做新衣服，当时流行什么款式就做什么款，手艺甚至比专业的裁缝还要好。上海人的爱都在这种精打细算里。”

空房间许海峰摄影

空房间许海峰摄影物之于人，是对记忆的承托，是对过往的封存与怀恋，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也许在岁月的冲刷下会变得锈迹斑驳模糊不清，但寄于物上的情与忆会被久久保存。北外滩的居民在渐渐迁离这方土地，但这些旧物中的回忆与故事将会永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