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底，刘、邓大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一举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当时有一个很形象、贴切的比方。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犹如一个恶棍，张牙舞爪，打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在西北，一个拳头在山东。刘、邓大军中原突破，好比一把钢刀，狠狠劈向敌人敞开的胸膛。这一刀，又快又准，砍中了要害。

敌人手忙脚乱，急于“尽快结束山东战事”，以便抽调山东兵力，转援中原战场。它以七个整编师转向鲁西南，寻我华野主力“决战”;另以四个整编师的机动兵力，在原胶东驻军的配合下，沿刁村、沂水一线，继续向东进犯。

我们九纵受领的任务，是与二、六、七纵一道，坚持内线作战，拖住及迟缓敌人的行动。7月中旬，我们奉命冒雨攻击东里店的敌整编二十五师。部队刚刚同敌人交上火，还未完全展开，就接到命令，撤出战斗，转兵南麻地区，围歼敌整编十一师。南麻位于鲁中山区，四周崇山峻岭，道路蜿蜒狭窄，不利于担任攻击的大部队行动。敌整编十一师，全部美械装备，擅长野战。

我们几个纵队从7月17日起，多路发起攻击。我纵开始打得比较顺利，连克豆腐峪、荆山泉、傅家庄、凤凰翅、仓家峪、田庄、布东等地。在胜山和高庄西山，敌人以集团地堡群为骨干阵地，组织顽强抵抗。由于连日降雨不停，我们的干部战士衣衫尽湿，极度疲乏;武器弹药受潮，影响火力的发挥;加之自下而上缺少打集团式子母堡群的实战经验，有的仍习惯于用打单个地堡的老办法，盯一个，打一个，遭到敌交叉火力的杀伤。一连几天，昼夜激战，久攻不克。兄弟纵队的攻势也迭遭挫折。

攻守双方呈现的这种僵持状态，在敌军从总体数量上占优势而又密集靠拢的情况下，于敌有利，而于我不利。敌人迅捷调动四个师分南北两路来援，节节逼近。此时如果继续僵持下去，我们将会更加被动。21日晚，华野首长决定撤出战斗，另寻战机。

敌北路援兵整编八师及地方保安部队，为解南麻之围，南进到临胊地区。华野首长遂确定各部攻歼临胊之敌。这一年夏季的鲁中地区天气，在我的印象中，似乎特别反常。往年夏季，偶尔下一场暴雨，来得急，去得快。这一年从7月中旬起，连续降雨达半个多月，时而大雨倾盆，时而雷电交加。部队过大沙河，开始可以涉水过去。转瞬之间，山洪倾泻下来，左奔右突，浊浪滚滚，发出雷鸣般的震响。正在涉水过河的人马来不及躲避，被汹涌的浪峰席卷而下，顿时消逝得无影无踪。

按华野要求，应在7月24日统一发起攻击。各纵因雨中行军延宕，未能及时赶到。我纵于25日晨首攻临胊北关，二十五师七十四、七十五团相继突入。二十六师七十六团在西北角多次送炸药爆破，因炸药包受潮，没有炸响。二十七师东渡弥河，攻取寨虎山，歼敌一部。27日我纵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在北关展开巷战。敌人以机枪和火箭筒封锁街巷，并用六O炮轰击，五六门、七八门连发，爆炸力很强。由于北关地域狭窄，我们部队拥挤在一些破旧的民房里，大大增加了伤亡。

雨，白天黑夜地下个不停。塘满沟溢，平地积水过膝。干部战士成天浸泡在雨水中激战，又冷又饿，衣服烂成条条缕缕的，腿脚肿胀、溃烂，连走路都异常艰难。重伤员送不下去，重武器和弹药运不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战役时间不能再拖长了。越拖延，困难越多。纵队经过研究，决定把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拿上去，直接攻城。

不一会儿，参谋人员跑来告诉我说，司令员许世友在电话上对七十三团发脾气了。我赶过去一看，许司令员气乎乎地坐在那里闷声不响。政委林浩悄悄对我讲了情况。

原来师里给七十三团下达攻城任务，七十三团提出兵力不够，要求增加兵力。具体是什么情况，师里又没有说清楚。许司令员一听就火了。这也难怪。部队激战六天六夜，不要说师里，就是纵队手上，哪里有更多的机动兵力呢?

七十三团，我带过几年。打起仗来，英勇顽强，从来不叫苦，根本不是那种怕疼怕痒的部队。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提出困难，其中必有缘故。我回到纵队作战室，立即把电话接通七十三团，找到团长兼政委孙同盛。我叫他讲讲情况。他说，全团现在总共有六个连，其中两个由勤杂人员组成，真正能打的只有四个连。敌人的兵力集中，火力又猛。我们扫清外围子母堡，要用两个连。攻城突破，起码要两个连。靠这点兵力，可以在城墙上打开缺口。想进去站稳脚跟，不增加兵力，根本不行。弄得不好，全团拼光了，也打不开。

他这一说，我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问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说，命令我要执行，马上就发起攻击。我说，你们先不要打，等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把情况向许司令员、林政委作了汇报。他们说，从其它方向攻击的几个兄弟纵队也没有突破，看来临胊一下子拿不下来。援敌又靠过来了。这个仗，再拖下去更不好办。他们叫我立即向华野报告，建议撤出。

华野首长迅速采纳了这个意见，于当天傍晚下达命令:全线连夜撤出。

南麻一仗，临胊一仗，都没有打好。虽然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但一攻不克，再攻不克，没有达到聚歼敌人的目的。而我们部队本身，伤亡却不小。两个仗打得不顺利，干部战士们普遍觉得窝囊、憋气，整个部队笼罩着一股郁闷和激愤的情绪。

恰逢这时，陈毅司令员来到我们纵队。8月6日，陈司令员在全纵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毛主席发来了电报，表扬我们7月份的作战有很大的收获，主要是把敌人的重点进攻由集中而逼迫其分散，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取得鲁西大捷，造成战略计划上的胜利。陈老总接着说，叫我讲，南麻、临胊是平手仗，而不是败仗。只是没有全部消灭敌人，我们自己的伤亡比较大。

陈老总具体分析了7月作战的意义和取得的经验教训，着重指出，有几个仗没有打好，不能全怪下面。野司指挥上也有毛病，显得粗糙一些，口张得大了，部队连战疲劳。一个好的领导，一支好的部队，打胜了，不要骄傲;受了挫，不要丧气。受挫折而能坚持，这才是最难得的。只要我们深刻接受这次作战的教训，则7月不利的情况，会造成今后更大量歼敌的胜利基础。

陈司令员的讲话，又适时，又透彻，句句说到干部们的心坎上。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的掌声就爆发出来。大家原先都坐在地上，这时有几名干部站起来鼓掌，紧接着好象谁下了口令似的，全场干部呼啦啦站起了一大片。陈司令员连挥几次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掌声却久久地停歇不下来。

听了陈老总的一席话，作为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我，看着面前干部们一张张舒展开眉头的笑脸，自己的心情却一点儿也轻松不起来，反而格外觉得内疚和沉重，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半个多月的战斗场景，一幕幕地在脑海里翻腾不休。两个仗，不是等于给我们上了两堂课吗?我们付出了代价，总要有所收获，起码要学得聪明一点，乖巧一点。仗打得不太好，自然有许多客观方面的因素。例如:天气不利，连降暴雨;部队多日苦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敌人预有准备，抢先构筑了野战防御工事，以逸待劳;敌大兵团集结，机动力强，增援快捷等等。这些不是我们纵队本身所能改变的。而且，两个仗一打，把胶东的敌人主力拖住，从总体上就是个胜利。

然而，既然打了，能不能打得更好一些呢?不可否认，就我们主观方面来看，也暴露出一些弱点。

首先，对于坚持内线作战的目的及其艰巨性和严酷性，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偏差，没有恰到好处地理解和处理“吃”和“拖”的关系。按照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我们留少量部队在内线活动，主要任务是、“拖”住敌人的主力兵团，策应刘、邓大军在中原的战略进攻。打是要打的，而打的第一个目的，则是要缠上敌人，“拖”住敌人，而并非大口“吃”掉敌人。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以一二个纵队的兵力，一口“吃”掉敌人的一个整编师(相当于军)，根本不可能办到。结果呢?堵援堵不住，攻坚攻不下，出现了两头被动的局面。

第二，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缺乏必要的战术、技术训练，诸如单兵动作、小群配合、突破口的选择、爆破与突击的衔接、步兵与炮兵的协同、连续突击的后劲等等，存在着不少问题。用突袭的方式，四面包围，取胜的把握比较大。而参加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则明显的有些难以适应。

第三，九纵及其前身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几年来打了不少顺风仗，越打战斗情绪越高，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对于一支组建历史不算长的新部队，是多么难得，又多么可贵啊!可是，顺风仗打多了，伴生而来的骄躁情绪，正在有形无形地蔓延和滋长。不要说在那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中间，就连包括我在内的中、高级指挥员，又何尝能够清醒地警惕并摆脱掉它的影响呢?这才是最有害的，也是最危险的!

南麻一仗，受了挫折。部队情绪有些反常。再打临胊，不仅没有及时克服骄躁情绪，反而更骄、更躁，急于求胜，又打了一个消耗仗。突然之间，部队的情绪急剧“滑坡”。

这又能单单去埋怨哪一个人呢?我们的部队毕竟太年轻了，我们的指挥员也毕竟太年轻了!从年轻走向成熟，必定要走过一段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战场就是磨刀石。一支部队也好，一个指挥员也好，不经磨砺，终究成不了锋利的钢刀。我这才深切地体味到，在某种意义上，遭遇挫折或失败，比之于胜仗，所给予我们从心理上、气质上、性格上、作风上乃至于经验上的磨砺，要全面得多，也深刻得多。

陈司令员临走前，把我们纵队几名领导召集在一起，具体阐述了全国战场的形势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要求我们从全局出发，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在胶东拖住敌人。他风趣地说:“有人形容胶东象个‘牛角尖’，越往东去越狭窄、我说‘牛角尖’里辽阔广大，大有文章可做，到处都是歼灭顽敌的战场。”他亲切地注视着我们，又朗声说道，“你们九纵是胶东子弟兵，回你们的‘胶东国’去吧!”

根据华野指示，部队在8月间进行了整编。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二、七、九、十三纵，组成东线兵团(后改为山东兵团)。九纵由我任司令员，刘浩天任政治委员。